今年，上海解放已经75年了。75年前，先父李华作为中国人民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31军的作战科参谋，参加了解放大上海的高桥战役。

　　1949年5月12日，遵照的命令，第三野战军在陈毅、粟裕的领导下，发起了解放上海战役。父亲回忆，当时上海的北面有28军从太仓、嘉定，29军从浏河，一路杀向月浦；南面是30军从奉城经白龙港，31军由奉贤经周浦，进攻高桥。目的就是以左右夹击之势封锁吴淞口，阻断踞守上海的汤恩伯部从吴淞口逃窜的后路。

　　20日部队进入高桥外围，这才发现，这仗的艰难程度远超想象。高桥是军在上海外围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，他们利用日寇留下的工事，又参照阎锡山的“模范堡垒”，在这个地区修建了许多永久性与半永久性堡垒群，群外又设有木栅、竹签、铁丝网、地雷阵等四五道副防御工事。沿公路还有军坦克的游动火力点，吴淞口外泊着他们的战舰，不时地会打炮支援陆地上的部队。的装备远不如敌军，他们是凭借智慧、勇敢和满腔热血与敌军展开争夺战。有时阵地被攻下了，但是敌军在坦克、军舰的火力支持下又把阵地夺回去了，于是继续发起进攻。

　　由于敌军破坏了道路，炸毁了桥梁，的重武器上不来，战士们只能通过挖战壕的方式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。那时上海正逢连日阴雨，高桥又离海不远，战壕挖深些水就漫出来，一直能淹到小腿肚，退潮时还会有小螃蟹在战壕中爬。因为雨水，战壕经常塌方，战士们一身湿衣裳一身汗，在泥泞中行动，时间一长腿脚全都泡烂了。天上雨水，地上泥水，战士们又浑身汗水，所以高桥解放后，当地一些妇女经过战士们身边时，常常会捂着鼻子匆匆忙忙地走开去。

　　父亲苦笑道：“也不能怪人家，战士们身上的气味实在也是太难闻了。”他叹了口气又说：“有什么办法呢，战斗打得这么激烈，条件又是这样艰苦，哪里有可能让你去洗个澡，换身衣服啊。”

　　作战参谋的工作就是搜集了解战场情况，以及火力配置、兵力部署、工事构筑等敌方情况，及时报告给部队首长，并与他们一起分析研判这些情报情况，提出自己的意见与看法。“参谋参谋，既要能参也要善谋。”父亲常这样告诉我们，“不是把情况一汇报就没事了，那就成了传声筒，而不是参谋了。”

　　父亲曾多次带着侦察兵去前沿阵地了解敌情。高桥地区沟渠很多，他说，在沟渠中经常可以捡到手表、照相机，甚至还有自行车，都是兵丢弃的。虽然我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，但兵不相信，他们怕被俘后搜出贵重物品给自己带来麻烦，所以溃逃时就丢进了水沟里。那次他们在前沿发现我军进攻受阻，父亲一面向军部报告，一面帮助部队找到一门敌军丢弃的山炮，他们把炮推到前沿，以直瞄方式打毁了敌军的工事，使部队得以继续向纵深推进。

　　父亲一生最念念不忘并多次讲述过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：那天，轮到他在指挥所值班，作战科的另两个参谋王毅、王洪喜一起去前沿阵地侦查敌情。中午过后，父亲接到下面的紧急报告，说军里下来的老王牺牲了。父亲心里一紧，赶紧问是哪个老王，可是他们也说不清楚。直到傍晚王毅回来了才知道，是王洪喜牺牲了。

　　原来他们来到前沿阵地后，王洪喜找了一个视野比较好的掩体，架好了望远镜，一边观察敌阵地一边在地图上做标记。不料竟被敌军发现了，一枪打过来，王洪喜头部中弹倒在了战壕里，望远镜也被打坏了。

　　其实在到达前沿阵地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一个险情：在去的路上要经过一条小河沟，通讯员嫌河沟里全是烂泥不好走，就上了独木桥。王毅一看不好，忙抬腿一脚把通讯员踢倒。就在通讯员倒下的那一刹那，一串子弹扫过桥面，通讯员滚了一身泥，卡宾枪甩出老远，吓得面色如灰。

　　父亲和王毅对王洪喜的牺牲一直悲痛不已，多次说起此事，但说到最后他们都会说出同样一句话：望远镜也被打坏了，那可是作战科最好的一部望远镜啊。可见，当时的装备是多么的简陋而又不足。战士真的是用他们的生命和血肉之躯，打出了通向胜利的道路。

　　就在这反复争夺打得最艰苦的时刻，兵团的炮兵部队来增援了。但是道路泥泞大炮开不过去，战士们有的用双肩背着绳子拖，有的用双手推炮轮，生生地把大炮拉进了阵地。大炮对着吴淞口外海面上的敌舰一顿猛轰，不多时就击伤了7条敌舰，它们狼狈撤走，的进攻更猛烈更顺利了。

　　父亲多次提到上海地下党对战役的有力而有效的支持。他说，整个战役期间，供给指挥所的电力一直是有保障的，偶尔电线电缆被炮火打断，地下党都会在第一时间派有经验的工人师傅前来抢修，保证了命令指挥的畅通。“上海的工人，上海的地下党，真了不起！”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线日清晨，高桥全镇被解放，27日，上海解放。上海战役开始前，31军接到野司的命令，胜利后接管大上海，警卫大上海。但是战斗打响后，命令改为胜利后继续南下，解放南方。于是，这些为战斗流过血、流过汗的战士们，连大上海市区的边都没看到，就在28日撤出。他们在嘉兴修整了一个月，又踏上了南下的征程，投入到了解放福建的又一场战斗中。

　　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。2岁那年，与很多影视剧描写的那样，祖父挑了一副担子，一头是破烂的铺盖卷，一头是父亲，祖母则携着太祖母，一路逃荒来到了山东荣城的李家屯。只是今天我们家竟已无一人知道，当年我家究竟是从哪里逃荒而来的了。李家屯的乡民们出于怜悯，又因了同姓的情义，收留了父亲一家。在李家屯住下后，祖父在荒山上开了一点地，一家人勉强度日。

　　父亲4岁那年，祖母就不幸去世了，祖父便和几个老乡到上海去船上当水手。先是当最苦的锅炉工，后来当了厨师。父亲由太祖母养育，靠着祖父寄回来的一点薪资，断断续续地念了三年书。抗战时，噩运再次袭来，祖父服务的那条船在海上被日军的飞机炸沉了，祖父也因此尸骨无存。

　　父亲就读的学校规模不大，还保留着很多私塾的教学方式，要背课文，完不成作业要被老师用戒尺打手心。但其中有一个老师的思想言行表现得都很进步，父亲并不清楚这个老师的政治身份，后来回想起来，觉得他很可能是地下党党员。这个老师一直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，鼓励父亲他们杀敌保国。在他的感召下，父亲一直热心地参加抗日活动，曾当过儿童团的指导员、团长。祖父罹难后，生活无着，父亲终于在14岁那年的春天，与另外两个同学悄悄地参加了八路军。

　　当时山东民间普遍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看法，而八路军又是一个不为当局认可的不正规部队，所以处境更是十二分的艰难。那时，八路军的战士没有什么武器装备，只有在战场上从敌人手中缴获来装备自己。他们甚至连像样的军服都没有，父亲到部队后一直穿的都是在家时穿的长衫，后来老战士们这个送一顶帽子，那个送一件衣服，这才穿上了八路军的军服。

　　可是他们面对的日本侵略军却凶悍异常，仗着良好的装备与武士道精神，每次遭遇战都打得十分艰苦。父亲在战斗中多次负伤，大腿根上的一块弹片离股动脉只差了一点点，一直留在身体里没有取出来。他去世后，我在骨灰中翻找了好久，想找到这块弹片，留作纪念，但遗憾是最终没有能找到。对于这段岁月，我从来没有听父亲叫过苦，直到他晚年，有一次说起当年，他才说了一句：“当时与日本鬼子打得真苦啊。”

　　抗战胜利前，父亲调胶东军区抗大分校学习。1947年8月，以胶东前指为主，组建了新五师，以后又扩编成13纵队，淮海战役后改番号为第31军。全国解放后，父亲调华东军区工作。1951年12月，我便诞生在南京这个六朝古都中。1958年父亲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，调回31军，我们一家也就在军部所在地厦门安了家。

　　我的母亲褚子敏出生于山东荣城的一个殷实家庭，但是全家都支持抗战，姥爷还当选过抗日的民选村长，一个舅舅参加过游击队。母亲是家中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儿，她同样热心抗战，当过村妇女救国会的主任，组织妇女识字班，做军鞋，动员妇女们参加各种支援抗战的活动。母亲说，当时最危险、最重要的事是，每当八路军来村里，她们都要高度警惕，在四周巡察，防备日伪军偷袭，还要防备汉奸告密。最后，姥爷还是狠下心来，把母亲送到了部队上。在那里母亲与父亲相遇，结成了婚姻。母亲幼年时缠过脚，后来放开了，成了所谓的“解放脚”，但是脚趾、脚骨都已变形，看着让人十分心疼。就是拖着这样一双畸形的脚，母亲为抗战奔走，以后又随部队一路南下。1955年，母亲连军衔都没有得到就转业到地方上去了。

　　1961年，福州军区派父亲去上海驻华东局工作。父亲以为要转业，坚决不同意。军区领导解释说，是作为福州军区的军事代表，负责与华东局联系的军事联络员，同时还可以带家属同往。父亲这才接受了任命，我们一家也跟随父亲来到了大上海。上海的有关方面安排我家住进了高安路上的一座楼的二楼。

　　当时南京、也派来了军事联络员，他们和父亲三个人组成了华东局办公厅第四组。军代表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华东局与军区间做文件的交接。此外，上海的工业处于全国领先地位，军区的很多装备都在上海订购采购，因此父亲他们还要负责验收这些装备。

　　记得有一次父亲要把一份文件送回福州，母亲要我送父亲去火车站。我很高兴地答应了，因为上海的老北站，其实是我对上海的第一印象，心中一直对它怀有一份亲切感。1958年父亲从南京调回福建，我们就是在上海转车的。那次父亲因为工作忙没有与我们一起走，我们和母亲坐在候车室里等去福建的火车，行李散放在一边。母亲抱着老四，让大哥带我和三弟去吃晚饭。大哥带我们来到一个小饭馆，要了三碗阳春面，又拿起桌上的醋瓶往碗里倒了一点醋，说这样更好吃。三弟见了，一把抓过醋瓶就往自己的碗里倒，可是他不知道要按住瓶盖，结果“啪”的一下，瓶盖和大半瓶醋全泼在了碗里。他们谁也不愿吃这碗醋泡面，我不忍心就硬着头皮吃下去。上车后我的肚子难受得不行，母亲让我躺在铺上，帮我按摩了好一会儿。

　　那时从高安路去老北站也很方便，出门不多远就是衡山路，那里的15路电车一直到北站。送走父亲，第二天晚上我正在睡梦中，忽然觉得有人捏我鼻子，睁眼一看竟然是父亲。原来父亲上车后，福州方面也有了一份需要急送华东局的文件，于是派了一个参谋带了文件等在火车站。父亲到站刚下车，那位参谋便迎了上去，接过父亲带去的文件，递上军区方面的文件和返程火车票。就这样，父亲连火车站的大门都没出就又掉头回上海了。

　　回想起来，在上海的这几年真是幸福快乐。尤其让我难忘的是，1965年我考取了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，这是当时徐汇区首屈一指的五年制实验中学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中一年级还没念完文革就开始了。看着曾经受尊敬的老师们被批斗，优秀的同学受压制，心中很不是滋味。1968年5月，我参军入伍，当上了与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中李侠相同的报务员。从此，我就离开了大上海。

　　军事联络员的工作是轮换制，1971年父亲结束了驻华东局的最后一轮军代表任务，带着全家回到了福州军区的所在地福州。从此，我们全家也都离开了大上海。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，父亲被选派到北京军事学院学习，同年，我也上了沈阳的炮兵学校。从军事学院毕业后，父亲调江西军区工作，全家落户南昌市。1984年我从部队转业，也在南昌落户。

　　遗憾的是，1979年，母亲因为重症肝病，已在50多岁的壮年辞世了。差可告慰的是，1967年秋，我陪母亲回了一趟她阔别多年的姥姥家。那时姥爷已经去世，姥姥是个干瘦的小脚老太，由于骨质疏松，她的腰驼得像一只大虾。1960年代的农村是十分贫困的，姥姥家的日子过得很潦倒，母亲却对姥姥满怀柔情，她帮姥姥梳头洗脸，尽心地尽着一个女儿的孝心。

　　临走的那天，母亲拥着姥姥满面是泪。好容易分开了，姥姥颤巍巍地向我伸出她那苍老枯瘦的手。我心中忽然一动，想，这恐怕就是此生我与姥姥的最后一面了吧。眼泪便忍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　　上车后，母亲问我，你是不是嫌弃你姥姥。我不知该怎么回答，说是也不是，说不是也不是，就没吱声。母亲紧接着又说，你嫌弃她，可是后来为什么又哭了。我同样不知如何回答，只能继续沉默。现在想来，我是在茫然不知所以中与姥姥这辈人告别的，而现在，我却是在亲情不舍中辞别了父母这代人。

　　2007年是31军建军60周年，福州方面特地来请父亲参加纪念大会。我陪着已80高龄的父亲，一起去厦门参加了纪念活动。活动勾起了父亲对高桥战地、对牺牲了的烈士的强烈缅怀之情，因此他特别想去上海，去看看高桥，看看那位王洪喜烈士。

　　经上海转道去江西时，上海方面负责接待的延安饭店十分热情周到，他们派了专车送我们去高桥。2007年的高桥，已经完全不是当年的景象了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，哪里还找得到当年战场的一丝痕迹。走进烈士陵园的大门，是一座造型设计很独特的八一雕塑，给了我们很强烈的视觉冲击。走过这座雕塑，是一座高高的纪念碑，碑上是上海的老市长陈毅元帅的题词：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。再走进去是一堵英名墙，上面镌刻着在解放上海时牺牲在浦东地区的1619名烈士的姓名。

　　可是我们找了好久，却没有找到王洪喜的名字。父亲找了陵园的主任，向他讲述了王洪喜烈士的事迹。主任说，会向上面反映的。但是过了很久都没有回音，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了，于是我又给那位主任打电话。他说，目前浦东正与南汇等区县合并，事情很多，需要等一等。

　　2019年我来上海参加母校校庆，又打电话去问。陵园方面接电线师一位叫王洪星的烈士，但是没有找到王洪喜。又说，要在英名墙上加名字必须找退役军人事务局，或者民政局，陵园方面是不能擅自办理的。

　　可是，我只是一个退伍老兵，除了父亲的讲述没有一点有用的证明。这事就这样挂住了。

　　每当想起没能完成父亲的嘱托，想起烈士献身后却不能英名长存，心中就很不是滋味。但是现在我也想通了，烈士们当年参加战斗，英勇牺牲，为的是让自己和全国人民一起过上美好的生活，他们并没有希望名垂千古。现在他们长眠于浦东这片热土下，看到浦东新区、外高桥保税区这样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他们应该含笑九泉了。

　　庶民LXP，六八届初中生。1968年5月入伍，历任报务员、电台报务主任、电台台长、参谋。1978年9月入沈阳炮兵学校学习。1981年获训练标兵称号。1984年转业，当年转入南昌预备役步兵师。1993年，在总参组织的全国预备役师考核中，获通讯总分第一名。1996年授少校军衔。多次随预备役师参加抗洪救灾，1998年被评为抗洪救灾先进个人，并出席了军区表彰大会。